赵 伟：长三角一体化，三个视野合一的审视

摘要：准确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定位，须从三个视野切入审视。三个视野分别为国家战略视野、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视野与理论视野。搞准定位方能据以找到事半功倍的地方政府着力点。

长三角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是个老话题，上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学界研究不断，政界关注不少。自2019年11月份被升格为国家战略以来，更成为热议。

所有议论中，三个问题首当其冲：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就是须从哪些视野切入来审视一体化？第二个问题是化什么？就是下一步主要要应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去做？说白了就是国家战略之下的区域政府的着力点。逻辑上来看，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找出第三个问题答案的前提。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即怎样看长三角一体化？

怎样看？实际上也就是怎样理解的问题。要准确把握长三角一体化，三个视野缺一不可。三个视野分别为国家战略视野、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视野，以及理论视野。将这三个视野切入所看到的合起来，可望当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进而以此为据，提出事半功倍的地方政府行动抓手。这当是科学决策的常规程式。

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视野

长三角战略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因此这个视野切下去，直接了当的问题是；国家大战略下是怎样给长三角定位的？

国家关于长三角发展的定位，先得放在沿海区域战略大框架下去看，先得把沿海三大国家级区域战略并列去看。我们知道，国家层面上，几乎同时提出了三大沿海区域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是和别的两个国家级区域战略并列的。别的两个分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客观地来看，这三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意向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便是，构建三个世界级的大湾区。这个战略意向，在粤港澳大湾区论证中最先挑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堪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湾区比肩的全球第四大湾区。沿着这个思路，同时考虑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区域的经济地理特征与经济发展程度尤其是集聚程度，可以认为，国家层面上战略定位中，一个暗含的意向是：同时构建三个世界级的大湾区。

以目前上述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城市化与人口集聚程度，以及国际化进程来判断，三个沿海湾区中的每一个，皆有上升为世界级大湾区的巨大潜力。

问题在于，大湾区的实质内涵是什么？是单纯的经济地理概念？显然不是。略微审视一下全球三个世界级的大湾区（纽约、旧金山、东京）便不难发现，大湾区的实质内涵就是城市群。沿海三个大湾区，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三个世界级的城市群。这有别于沿江城市群。实际上除了沿海三大湾区城市群而外，还有一个国家级战略，即长江经济带战略，这个战略还勾画了两个世界级的沿江城市群。分别为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因此可以认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是构建三个世界级的沿海城市群。

客观地来看，三个沿海城市群皆有内部一体化任务。所谓一体化就是内部整合。但三个地区内部一体化的难度与程度明显不同。其中京津冀一体化受制于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一体化进程中将有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别的不说，可以预见的时段内，北京不大可能会撤除人口迁入的户籍限制，也不大会松动目前实施的去非首都功能的各种产业政策，因此两市一省的一体化的程度不会走得太远。故而强调协同发展，重心在协同而非一体化上。

粤港澳区域间不可逾越的障碍更多，这个地区同时存在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体系，三套法治体系，受制于港、澳特别行政区之特殊地位，一体化也不可能走得太远。实际上大湾区的提法虽然较笼统，但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相比较来看，长三角一体化既不存在京津冀那类障碍，也不存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区域间那种壁垒。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体化是长三角地区最可为也最能为的。可以设想，长三角内部省市间撤除户口限制，任由劳动者和消费者自由流动的时日将不会太远。就这个意义而言，强调一体化，切中了长三角地区的命脉！

二、长三角一体化：历史视野

历史视野，就是工业化先行国家历史所显示的。作为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后来者，把脉我国时下发展的进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无疑具有巨大的参照意义，从它们走过的路子，是能找到一些参照系并获得启示的。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工业化完成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城市群的兴起。这在工业化大国的历史上尤其突出。其中美国工业化大约在1920年代完成，从1920年到1960年代，城市群兴起，虽然期间一度为大萧条和二战所阻止，但战后不久，三个世界级的城市群几乎同时露头。其中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又称纽约～华盛顿城市群）成了毋容置疑的世界最大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从波士顿经华盛顿到纽约，绵延七百多公里，形成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为核心，涵盖30多个人口10万以上的中小城市。

欧洲虽然为工业革命发源地，但由于遭遇两次世界大战，城市群的兴起比美国要晚些。多数是在二战后重建和快速经济增长的50~60年代兴起的。其中英伦起步于战前，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框架是在战后50-60年代成型的。大巴黎城市群的兴起步伦敦后尘，而德国的莱茵-鲁尔城市群，则主要是在二战后重建之后崛起的。

至于东亚对日本，目前的三大城市群，东京-横滨、京阪神和名古屋～丰田，则是在1955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崛起的。

恰是上述历史进程引起了学术关注，才催生了城市群这个概念和随后的城市群研究。一般认为，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 之《城市群：城市化了的美国东北沿海》（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United States)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城市群概念的提出，并开辟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和规划关注。但大背景无疑是北美和欧洲的城市群崛起！

反观我国，目前沿海三大湾区的工业化业已完成，到了发展城市群的时代。实际上在沿海地区，长三角的城市群是领先的，戈特曼早在1989年就把长三角列入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权威的国际咨询研究合一的智库机构麦肯锡，2012年就以翔实的经济地理数据描述了中国大陆城市群分布。分出七个超大型城市群（京津冀、上海、山东半岛、杭州、广州、南京、深圳）），其中六个落在目前国家级沿海三大战略的规划区域内。

这个视野的寓意很清楚：一体化的重心在城市，在城市群构建，而非以往各地区倾全力做的产业层面。前者的范围远远宽于后者，内涵也远远深与后者。

三、长三角一体化：理论视野

现在看第三个视野，即理论视野。理论是个系统的逻辑体系，没有理论，就看不到显现后面的联系，看问题就缺乏深度。

关于长三角一体化论题，最先想到的理论，也是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无疑是经济一体化理论。这个理论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而提出并最终成型的。除了这个理论而外，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理论，这便是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yography）。这个理论属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推陈出新。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两支理论在大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下的学科分类及其暗含的假定明显不同，对政府的定位严格有别。

经济一体化理论属于国际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整合，所谓不同经济体，既包括了国家又包括了以单独关税区形式存在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暗含着强政府假定，不同经济体之间撤除边境壁垒和政策协调的任何举措，都须先由政府采取行动，政府是第一推手，政府间协议是相邻经济体整合的前提。NEG（新经济地理学）基于有区域无国家的框架，聚焦企业(要素所有者)的区位选择，把政府、制度、边界等因素统统纳入宽泛的运输成本（trade cost）的范畴之下。

笔者早先的研究（赵伟，2012）提出，在我国情境下，这两个经济学分支理论可以混用。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中国行政区划的边界有实质意义。不仅省与省，而且县与县之间，都存在明确的边界，地区之间，大到基础设施和体制层面的问题，小到治安联动和农地纠纷，没有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是没法做的。其二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宰或曰强政府现实。实际上，各区域发展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有为，是否能为。强政府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最大特色！

四、长三角一体化：三个视野的合一

把三个视野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战略下的长三角一体化：

其一，一体化的主旨是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与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并列。长三角城市群的推进的活力和动能，须从内部三省一市一体化中去寻找，去培育，去创造。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切入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与新动能，促成城市升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其二，一体化下地方政府的战略重心，当从以前的殖产兴业，让位于城市群构建和所治理的城市品质与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央给上海临港自贸新区的指示，提出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区”，这里所说的区，当为城市群中的一个区而非开发区。一体化下提升城市品质而非铺摊子造新区。

其三，一体化下政府引资育产行为，当从企业与产业导向的优惠政策，转向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区域间撤除壁垒，尤其是要素市场壁垒的最直接效应，无疑将是营商环境的竞争。

其四，一体化下强政府干预经济的着力点必须调整，从殖产兴业与产业规划，转向消除分割市场的区际边界与提城市品质。亟待消除的边界至少有三类：第一类属于物质基础设施一体化。如交通运输、通信、垃圾处理等；第二类可以叫做制度的基础结构的对接。最重要的是司法对接，地方法规对接，公务员素养的提升；第三类可归入区域发展理念的对接。关键的是执政为民理念实践区域落差的一致化和提升。举个例子，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衡量，各地区间差距就很大，这个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区域之间产出与财富分配偏向的差异，后面则是执政为民理念落实程度的差异。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原载《浙江经济》2019年第20期）